近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的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牛操盘，就支持和鼓励发展数字贸易等增加了多项规定，如支持对外贸易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国际互认，提升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等，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数字贸易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服务为核心内容、以数字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的新型贸易形态，涵盖数字服务、数字产品及跨境电商等多元门类。“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贸易取得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体系完善的成绩，成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方面，重点领域实现多点突破。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自主研发游戏、网络文学、数字阅读等数字产品加速“出海”，有效提升了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服务领域不断拓宽牛操盘，新兴服务模式加速涌现。
另一方面，数字贸易政策体系逐步健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法律法规出台，不断夯实数字贸易法治基础。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等核心数字贸易载体，通过先行先试不断破解机制性障碍，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不仅有利于释放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更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
数字贸易能突破传统贸易的时空约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开放型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牛操盘，积极发展数字贸易。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纵深推进和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发展数字贸易是我国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建设服务贸易强国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竞争加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利用技术与经验优势，已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领域形成一系列高标准规则，构筑了制度性壁垒。从国内发展看，数字贸易仍面临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健全、适应数字贸易特点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针对此，要多措并举加以解决。
强化创新驱动，筑牢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支撑。坚持需求牵引与能力建设并重，聚焦数字贸易关键环节堵点卡点，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重点支持高端芯片、AI算法、工业软件等领域的研发突破，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技术体系。数字贸易创新发展需要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提供支撑，要提升数字基础设施能级。持续推进5G网络、千兆光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6G、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应用，抢占数字技术制高点。
主动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加快数字贸易领域立法进程，完善数据产权、交易规则、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基础性制度，明确数据跨境流动分级分类管理规则。构建与数字贸易形态相匹配的现代监管框架，有效规范经营主体行为。优化数字贸易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构建智慧监管体系。
夯实产业数字化底座，增强数字贸易供给能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引导企业把数字技术贯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环节，促进数字产品价值从加工环节向研发、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促进服务业数字化升级，重点发展数字金融、数字文旅、远程医疗等数字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输出的稳定性与规模化水平。依托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集聚数字贸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放大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提升规则话语权，拓展数字贸易发展空间。积极融入全球数字贸易体系，深度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提升相关领域规则话语权和影响力，助推我国从规则参与者向规则建设者转型，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包容开放的全球数字贸易秩序。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协会和标准组织。
（王立勇牛操盘，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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